BOYU SPORTS常州与宜宾：“电池之都”双城记常州和宜宾相距1000多公里，一个在长江头，一个在长江尾，因为锂电池，这两座性格截然不同的城市现在经常被放到一起来比较——这本身也是锂电池行业有趣的地方。它某种程度上可以挣脱地域的限制束缚，在一些资源禀赋差异很大的地方形成同样强大的产业集群。地方政府在招商引资时看到了这点，因而更加渴望这个新的产业。常州属于先拿到入场券的幸运儿，宜宾则是举全市之力的挑战者，这些产业集群之间的竞争，激烈程度并不输给企业。

　　常州的公路网很密，四通八达，各区之间距离都在一两个小时车程以内，我们采访出行一般是叫网约车。来的大部分都是国产品牌的新能源汽车。坐得多了，就发现开车的司机有些共同的特征：他们通常都是中青年男性，老家在外地，车是近几年才买的，价格在10万元上下，因为知道新能源车保值性差，他们一般都会选择所谓的“丐版”配置——这样就可以在最快的时间里回本——这一档的纯电车充满电能开300公里左右，只要没有长途订单，在市内开一天足够用了，偶尔有跨区的单子，他们也不会太慌，常州市的充电桩分布很广，在电量耗尽之前，他们总能找到充电的地方。

　　今年五六月份，我们两次前往常州，试图寻找这座苏南城市在发展锂电产业方面的诀窍。这里最多的时候（2020年和2021年）占据着全国动力电池出货量的两三成，而且连年增长，风头甚至都盖过了深圳、宁德这样的老牌电池产地。近几年，这里吸引着很多抱着和我们相同目的的来访者。我们首先去市政府拜访了主管产业的常州市工信局，见到了产业政策处的处长孙志宏和综合规划处处长周忆峥，他们二人是全市跟新能源企业打交道最多的人之一。他们说，今年各地来调研考察的人特别多，基本上每个礼拜他们都要接待几拨，从年初到现在都没断过。

　　在市政府大院里，我们看到楼下停的也大都是新能源汽车。周忆峥告诉我们，市里这几年在加速推动公共领域的电动化，比如公交、出租、环卫以及公务车辆，都在向电动汽车过渡。“市领导的要求是，到哪儿都能感受到新能源的要素。路上开的很多是新能源汽车，在哪儿都能找到充电桩，建筑屋顶铺的很多都是光伏板。”这个不是光说说，还有明确目标，他们称之为“三率”：即新能源汽车见车率、充电桩见桩率、光伏电池板见板率。据官方统计，今年1～5月，常州全市新增上牌新能源汽车19699辆，渗透率达32%；新增公共和专用充电场站95座、充电设施1400个、充电功率3.7万千瓦，新增换电站2座、电池存储量1400kWh；全市光伏发电新增装机容量21.65万千瓦，累计装机容量185.13万千瓦，年度光伏发电量累计4.93亿kWh。

　　接受我们采访时，孙志宏和周忆峥正忙着筹备今年6月中旬就要开幕的“世界新能源博览会”，这是第一届，它的前身是已经办了4年的世界工业与能源互联网博览会。打造“新能源之都”，是常州这几年提出的一个口号，市里的很多工作都围绕它展开。常州希望借助博览会这个平台，展示常州在新能源产业上的优势。这让负责筹办会议的工信部门压力不小。毕竟现在各地跟新能源有关的论坛、会议不少，都在比谁能邀请到最牛的大咖、最顶尖的企业，要吸引更多目光，是得下一番功夫。

　　从常州市区出发，上高架后，往西是一条快速路，半个小时左右可以直达金坛区的工业园区。金坛原本是一个县级市，2015年撤市设区，人口有50多万。到了这里，我们就发现，和我们之前的想象不同，常州的新能源产业集群不是扎堆在一起，而是分片的，每一片都自成体系。在主城区一片，武进区有今年大热的理想汽车常州工厂，新北区则落地了比亚迪的整车制造厂。作为另一个重镇，金坛区的锂电企业赫赫有名。2015年，中创新航（前身即中航锂电）把总部从洛阳迁到这里。2018年，从长城汽车孵化出的蜂巢能源在金坛区注册成立。这两家目前都是国内排行前十的锂电厂商。此外，由韩国SK集团、北京电子控股有限责任公司、北京汽车集团有限公司投资100亿元建立的北电爱思特（江苏）科技有限公司也在金坛。

　　从金坛区向南，走高速公路，掠过浩渺的长荡湖，驱车四五十分钟就能到溧阳市。溧阳是常州代管的一个县级市，位于常州西南，是从太湖平原向丘陵带过渡的地方，过去是个产业洼地。但这几年，这里引进的锂电企业包括，宁德时代旗下的江苏时代和时代上汽，卫蓝新能源、中科海钠等新型电池创业公司，还有璞泰来、科达利、天赐材料等众多头部供应链企业。常州市区、金坛和溧阳，这三个区域各自发展，在太湖的西北岸形成了一个锂电三角。和当地活跃的锂电产业从业者一样，我们采访时走的路线也是经常穿梭在这三点之间，而且似乎总是在赶路。和今年人们对宏观环境的体感截然不同，这里的企业一个比一个忙碌，园区里工地热火朝天，新的工厂正在拔地而起。受访对象们通常是挤出时间才能来见我们，有时我们还没走，门外一拨一拨的客人就等着了。

　　“常州之前的工业实力也比较雄厚，但产品很多不直接跟消费者发生联系，比如轨道交通、工程机械、农机类的，大家就感受不到常州制造的存在。不像格力、美的这种，老百姓都知道。但是新能源现在确实让常州开始出圈了。老百姓买车，比如比亚迪、理想，他可能就发现是在常州造的，还有车里的电池，很多也来自常州。”周忆峥告诉我们，一方面他们很自豪，另一方面也感到了压力，“我们现在把‘新能源之都’的口号都喊出来了，就要让这些企业的根再扎深一些，不要过几年被人家抢走了或者被人家超过去了。”

　　作为一个苏南城市，常州隔壁有老是压它一头的苏州和无锡，但这两年在新能源产业的带动下经济增速竟然实现反超。在孙志宏看来，常州的经验就是“笨鸟先飞”。比如理想汽车的引进，他们当时心里也没底，只是觉得必须要行动，不然可能就没机会了。“相当于押注，只不过最终我们赌赢了。”孙志宏说。这里面当然就有运气的成分。2016年，理想常州工厂刚投产的时候其实是想做低速电动汽车。“他们当时觉得低速电动车不要牌照，不要保险，不要驾照，短途行驶很方便，市场广阔。但做了没多久，国家开始整治低速电动车，这条路就走不通了，后来选择了转向增程路线日，理想one从常州工厂正式下线的时候，看好的人也不多，那时候大家普遍觉得增程是落后技术，只能作为过渡，但理想却一路走到底，没想到现在反而是很多走纯电路线的车企也开始推出增程车型。

　　今年开年后，理想汽车的销量一路攀升，成为造车“新势力”中的佼佼者。作为行业主管部门，孙志宏时刻紧盯趋势。“他们哪几款卖得怎么样、每个月销量怎么样、后面有什么布局，这本账我们要经常算。因为你得评估现在怎么样、历史怎么样、未来怎么样。”

　　其实，常州行动起来的时候，各地对新能源项目的竞争已经比较激烈了。“我们好多项目，抢的城市都不止一两个，有个电池制造项目，当时最多有9个城市在抢，甚至有的城市认为自己是板上钉钉，就差签协议了，但我们的招商团队花了各种心思去沟通，最终还是花落常州。”孙志宏说，那时候市里的领导经常带着人飞到北京、上海等地，见缝插针去谈，有时候人家企业高管在开会，他们就在会场外等着人。

　　常州在发展汽车产业上是有优势的。新中国成立以后，常州就有零部件生产的基础，后来又生产商用车，加上地处长三角，承接了一些汽车产业链的转移项目，底子是不薄的。除了这些，还有一条也很重要，就是地方主政者的产业嗅觉。在一个本来就以政策驱动为导向的行业，强调这一点并不过分。蜂巢能源执行副总裁兼董秘王志坤告诉我们，他们的团队成立之初，就确定了往南方走的思路，在全国选了很多地方，一个个打分，最后在2018年落户常州金坛。“我们当时一是看中常州有很好的产业基础，各方面配套很完善，另一个是地方政府对发展新能源汽车和锂电行业的决心非常大，而且他们的人懂这个东西，这样大家才能谈到一起，有限的政策资源才能落到关键的点上。”常州大学中吴智库副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彭伟也记得，更早的时候，金坛、溧阳等地为了发展锂电产业就经常从外面去请专家教授过来，给参与招商的人做培训，讲锂电产业是怎么回事。金坛和溧阳能把锂电产业做起来，这些懂行的官员的确发挥了作用，甚至也有人下海经商，自己去了企业。

　　彭伟说，长三角地区的地方政府还有个特点，就是市里和区里都有一个实力很强的产业投资集团，他们可以直接给重点项目提供资金支持。这样做存在风险，但政府看得准，也愿意去承担一定的风险。比如常州引进的第一家动力电池企业中航锂电（即现在的中创新航），他们是在河南洛阳起家的，但在那边遇到了困境，2015年，金坛区把他们请过来，给他们注资，最后才起死回生。“这一方面需要财政能力的支撑，但更重要的是，你得能看到这个企业的价值，你得重视科技产业，懂他的技术，还要经常跟踪这个行业，知道它的未来在哪里。”

　　但常州也不是完全没有摔过跟头。2013年，溧阳市引进美国波士顿电池公司，当时这个项目被寄予了很高的期待。波士顿电池是世界范围内较早的三元锂离子电池企业，在三元材料方面很领先，也是当时溧阳最早引进的大型锂电项目。但后来因种种原因，加上时机不成熟，公司未能壮大起来。那几年，各地在新能源领域烂尾的、一地鸡毛的项目也很多，搞得很多地方政府最后选择敬而远之，但溧阳没有，这次尝试反而为他们以后积累了经验。在彭伟看来，常州的锂电产业是靠政府和市场共同推动的，不是光靠政府大笔一挥，也不是全市一盘棋，而是各个区发挥自己的独立性和能动性，抓住市场机遇，慢慢培育出了产业优势。

　　如今，孙志宏介绍道，他们把动力电池产业链拆解为32个环节，常州聚集了31个，唯一缺的是做隔膜的原材料——因为它属于化工行业，在常州不太适合。从正负极、隔膜、电解液到电芯，全国乃至全球细分领域的龙头企业，常州有30多家，产业规模超过1700亿元，去年的增幅是140.8%，连续三年实现倍增，去年动力电池产量达到108Gwh，装机量2021年是全国的三成。而去年市场发展太快，各地新增的产能太多，连统计都变得困难。

　　与常州相隔1000多公里的长江上游，四川宜宾，一座因白酒而闻名的城市，正在成为另一座冉冉升起的“电池之都”。在今年6月上旬召开的2023世界动力电池大会上，中国轻工业联合会授予宜宾“中国动力电池之都”的称号。大会召开前夕，我们飞抵五粮液机场，一出来，空气中就能闻到一股浓郁的发酵味道。四川盆地多雾天，在宜宾城外的三江新区，一座座银白色的动力电池工厂在水汽缭绕中绵延不止，望不到边。2019年底，宁德时代在这里投建的电池工厂正式开工，如今已经签约到第10期，规划总产能超过300个GWh，使这里成为目前全球最大的动力电池单体产业基地项目——属于这座新晋“电池之都”的地标，也是中国锂电产业狂飙突进的一个缩影。

　　与常州不同，宜宾切入锂电产业时，市场轮廓已经分明，行业座席基本排定，所有人都处于等待起飞的前夜。宜宾，就像站在橱窗外的小孩，看着一套名为“动力电池之都”的乐高积木，只需要一块一块地把它们拼起来。

　　最重要的一块肯定是宁德时代。2019年9月，宁德时代与宜宾市政府签署项目投资协议，成立了全资子公司——四川时代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四川时代”），计划投资100亿元在宜宾建设动力电池生产基地，同时签署了15GWh的第一期项目落地协议。和当年的常州相比，此时的宜宾面临的竞争更加激烈。宜宾市经济合作和新兴产业局动力电池一科科长周强说：“当时跟我们竞争的城市，光四川省内就有三四个，都不说全国的，甚至连北京都想招。有一次，我们去一线城市出差，遇到那边的同志，他对我们羡慕得不得了，说‘我们都没招来宁德时代，但是你们搞定了’BOYU SPORTS。”

　　签约的时候，据说宜宾市政府立了军令状，承诺3个月时间内至少提供500亩平整好的土地。当时，那片土地上一眼望去，沟壑纵横，有些地块还有村民居住。周强说：“签约之后，我们马上回来安排工作。当时这里叫临港经开区，所有街道办、居委会的干部全都派下乡，包村包户做工作。这500亩地上还有60座祖坟，迁祖坟是个非常难的事情，但我们用了一个星期把祖坟迁走了。我们真的是发动了所有能发动的力量去做工作，村民们也有高尚的情操，他们知道这个产业发展起来，对宜宾的意义重大。最后光宁德时代一家就招了一万多工人，当地村民都不够它用的。”第一期工程让宁德时代很满意，随后几年，它在宜宾加大投资，陆续签了第2到第10期的协议。

　　2022年，四川时代实现产值560亿元，占宜宾三江新区规模以上工业产值总比重41%。产值背后是税收，但站在政府角度，还有更多无形的社会收益。周强告诉我们：“四川时代现在自己有一万五六千名员工，跟它配套的整个产业在全市就业人口超过3万人。我研究过宜宾规模以上工业就业和城市人口的比例是1∶10。宜宾的动力电池产业现在有100多个项目陆续开工，如果全部建成可以创造8万以上的就业岗位，到时候匹配的城市人口就达几十万。”宜宾的常住人口过去几年已经增加了二三十万人，这种现象在人口净流出的整个西部地区都很少见。

　　宁德时代选中宜宾，当然不是做公益扶贫。在这里开厂，最直接的好处就是省钱。先不说地价和各种优惠政策，只看电价一项，就能给他们省下一大笔钱。电池厂是用电大户，我们在常州采访的时候，孙志宏就给我们算过一笔账，如果一个电池厂一年用5亿度电，像西南一些地方，他们的水电价格比我们一度电能便宜两三毛，对企业来说，一个工厂就能省出上亿元的利润。而在80%的电力都是水电的四川，这方面的优势更明显。比如江苏某市工业用电一度电要6毛8，四川时代所在的宜宾临港经开区享受国家“水电消纳示范区”的政策，一度电只要3毛5。“四川时代在宜宾每年要用几十亿度电，我们就拿20亿度电来算，每度电便宜3毛多，加起来就便宜了六七个亿，相当于利润多了六七亿元。”周强说。

　　锂电池在生产过程中，对环境控制的要求极严，要保证整个车间恒温恒湿，需要消耗很多能源，这也是锂电产业经常遭受指摘的一个地方。作为一种新能源产业，同时又是能耗大户，加上中国的电力又以煤电为主，这个矛盾不仅在道德层面困扰着锂电行业，它也是个现实的发展问题。周强向我们解释说：“国内的锂电池产品要出口欧美发达国家，他们有一个非关税壁垒，也就是绿色壁垒，就是要追踪你的碳足迹，看你达不达标。你说你是绿色产品，如果是用火电生产的，就不是绿色的，而水电属于绿电。”曾毓群今年在宜宾的世界动力电池大会上也反复讲，宁德时代要在2025年实现核心运营碳中和，2035年实现价值链碳中和。这意味着到2025年，宁德时代的电池工厂将全部成为零碳工厂，到2035年，宁德时代生产的电池将全部为零碳电池，从矿产资源到电池实现全产业链碳中和。如果要达到这个目标，无论是宁德时代自有的工厂还是它的供应商，都不得不考虑到绿电的吸引力。

　　此外，看似偏居西南的宜宾在交通方面并不算落后，跟西南其他城市相比，还有优势。打开地图一看，宜宾正好处于成都、重庆、昆明和贵阳这西南4个城市X形高铁网的交叉点上，两个小时可以到达其中任何一座城市。宜宾还是长江从源头开始数的第一座大城市，又被称作“万里长江第一城”，它的城区就建在金沙江、岷江和长江三江交汇处，水系十分发达。周强说：“我们下辖的江安县有一家电池供应链企业，它从海外采购的矿石可以直接卸在宜宾的港口，再通过公路转运进厂。陆运的价格一般是水运的五六倍，但宜宾港到它的厂区只有几十公里，它就只有这段路需要走陆运，如果在其他地方，运输成本就贵了。我们现在考虑帮他们把这笔钱也省下来，在江安再开一个码头，这样铁矿石就可以直接运进他们的工厂了。”

　　作为“链主”的宁德时代一旦进来，整个乐高积木拼起来就容易了。锂电产业环节多，供应链长，为了提高效率，天然就有聚集的倾向。无论是在东部的常州还是西部的宜宾，产业一旦落地，就会很快形成集群，工厂一家挨着一家建起，业内把这种现象叫“隔墙工厂”。“宁德时代规模大，有吸引力和议价权，换句话，供应链企业要追着它跑。”曾在宜宾新兴产业投资集团（简称“宜宾新产投”）负责投资的隆兴银告诉我们，锂电产业对很多地方都是一个全新的产业，宁德时代去一个地方建新的工厂，当地往往完全没有或者很少有企业能直接给它配套。“所以，宁德时代与晨道基金保持了长期生态合作关系，晨道基金主要投它的供应链企业。他们和宜宾签约后，我们宜宾新产投跟晨道基金合作，也成立了一个专门投宁德时代供应链企业的基金。这个基金投得很快，第一期30亿元，两年不到就投完了，为宜宾引进了几十家供应链上的企业。”

　　产业集群是一个生态系统，链主企业可以就近获得上游的原材料、零部件，降本成本，也可以跟配套企业在研发和制造方面进行更加密切的沟通，互相激发，从而进一步创新、迭代。

　　2017年创立的正极材料企业锂宝公司是宜宾第一家和锂电产业有关的企业，原本独木难支，但产业集群形成后，他们也迅速崛起。现在，从锂宝的工厂出发，半个小时车程的范围之内，可以找到很多的电池厂。“电池厂的优势在于，它面对的是全国的很多正极材料公司，见的世面比我们要广，掌握的信息也更多一些。”锂宝的副总经理张彬说，“这个行业里是一群聪明人在做，你总会想到别人想不到的。我们现在有几款新型材料，已经送往客户那里测试，同时，我们还在跟其他客户接触。不同的动力电池公司有不同的技术路线，我们需要去研发对方可能感兴趣的正极材料和能够引领市场导向的材料。”

　　跟宁德时代一起进来的还有做锂材料的天宜锂业。天宜锂业从事的是电池级氢氧化锂生产及销售，它的董事长裴振华是宁德时代的股东，双方又一起成立了天宜锂业。对天宜锂业来讲，宁德时代既是它的股东也是它的客户。深圳市科达利实业股份有限公司（简称“科达利”）是一家做锂电池精密结构件和汽车结构件的公司，其锂电池结构件占全球市场份额的31%，他们也在宜宾开了分厂，并且成了宁德时代在当地最大的结构件供应厂。像这样的供应链企业，在宜宾落地的有几十家BOYU SPORTS。

　　在科达利的隔壁有一家叫亮雅新材料的公司，他们创立于2019年，刚刚进入宁德时代的供应链。我们到公司的时候，老板罗炜正要拿着手里的样品去出差，一块看起来像薄海绵，另一块看起来像胶带。罗炜给我们演示了一下，他拿出打火机在胶带上烧，胶带不但没被点燃，连烟熏火燎的痕迹都没有。罗炜介绍说：“我们主要做绝缘、隔热、导电、导热等功能性材料。比如现在新闻报道里会有电池着火以后，出现车门、车窗打不开的情况。这是因为现在的车没有机械锁，全是电子锁，电池燃烧瞬间产生的高温把线路破坏了。我们做的材料是用在电池包里的，它在1000摄氏度到1400摄氏度的高温里最低也能坚持5分钟，不会把线路烧掉。”

　　罗炜做这个行业20年了，最早是跟人做，10年前在东莞创办了自己的公司，见证了手机从功能机、半智能机到智能机的发展过程。他的客户里有苹果、OPPO、VIVO等大厂，但东莞这几年已经“卷”得不行，客户就催着他去东南亚开厂，还有条路是跟着手机厂往西南转移。罗炜是四川人，川渝地区跟他同类的企业不多，于是他就跑到宜宾来开了分厂，没想到还有了意外的收获。他公司附近很多都是动力电池供应链的企业，信息在邻居之间流通。罗炜发现，做电池的工厂也需要隔热、阻燃、绝缘等功能性材料，“电池包上下都是需要用阻燃材料包起来的，连水冷板的螺丝、螺丝帽都是被封起来的”。但这些材料，以前大多靠进口，成本高，比如一种叫硅泡棉的材料一平方米就要300到400块钱。

　　罗炜发现了商机。他觉得这些材料不难做，他有长期合作的科研机构，经过两年的研发，就做出了功能一样的硅泡棉材料，价格只要100多块钱一平方米。还有他手里拿的那条火烧不穿的胶带，“别人的工艺很复杂，需要五道工序。我们研究了一种工艺，只需要两道工序。从前采购价是65元/平方米，现在我只卖35元。”能做到这么便宜，背后是有在3C行业“卷”了20年的市场经验。罗炜说：“国外企业跟中国企业的定价策略不一样。比如说日本和韩国，他们研发出来一种材料，可能一个月做10万平方米，然后卖100块钱保护利润。他们对市场的估计偏保守，采用饥饿营销的办法。中国因为市场大，是追量的，通过规模化降低成本，我卖60块钱也能赚钱。”

　　样品做了出来，罗炜觉得自己是个小角色，对接不上宁德时代的采购经理。宜宾市政府提出为园区入驻企业做“妈妈式服务”，企业的门口就贴着对接的工作人员的名字。罗炜找到负责他们园区的投资促进处处长官敏，领导亲自上门牵线搭桥，搞定了这个大客户。跨进这个新的产业后，罗炜每天也在更新认知。“苹果供应链里有很多小供应商，但宁德时代的供应链里基本没有。从前我的理解很肤浅，觉得功能都是一样的，但跟宁德时代接触之后才发现，苹果供应链虽然要求也很高，但它不太涉及安全性。手机可以说黑屏、信号不好，但汽车上安全性永远是第一位的。我们开发一个功能，在3C领域测试一个礼拜就可以了，现在有时要测几个月的时间。”罗炜现在已经在考虑把公司总部从东莞迁到宜宾，他觉得这里的机会很多。他来宜宾的几天时间里，跟隔壁的科达利也聊了，发现他们也需要这种功能性材料。现在，他已经开始打样，期待着谈成这笔价值几千万元的生意。

　　在常州，我们采访了一家叫海目星的公司，他们是做激光模切设备的，用于极片的切割、清洗等。这家公司2008年成立，之前一直聚焦3C行业，打入了苹果的供应链，但这几年业务重心转到了锂电产业。李瑞是海目星常州工厂的工作人员，湖北随州人，30多岁，2014年进入海目星，2020年，他从总部深圳被外派到常州。他带我们参观了常州工厂的产线年开始研发锂电激光装备的，两年后就开始批量生产，这个过程，他们之前积累的很多技术和经验可以直接平移过来。2017年，海目星在金坛区建厂，2019年投产，此后进入了很多头部厂商的供应链。

　　我们梳理了一遍这次所采访的供应链企业，发现很多都是这样跨界而来：有做贸易出身的，也有的原来是挖矿的，或者大型化工集团，还有不少是原来果链上的企业。尽管有些企业以前的主业不是电池相关的，但刨下去，又多少能跟锂电沾上点边。就像当年日本索尼公司借助了相机胶卷产业的基础，中国锂电产业的快速发展，也是整个制造业能力的体现。这些企业在锂电行业找到了新的转型路径，而它们的“跨界”，又为锂电池制造水平的提升带来了帮助。

　　从地方政府的角度来看，锂电池这种爱扎堆的产业，肯定是他们最喜欢的招商对象。尤其在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后，产业转型已经成为所有地方共同面临的第一命题。转型的成败，不只是影响几个官员的升迁，也决定着一个地方及其居民的命运变迁。比如我们在常州打交道的那些网约车司机，其中不少都是外地人，他们可能以前在工厂里打工，有了一定的积攒后，想换个活法，就买了车来跑网约车。还有人原来是在当地做小生意，遇到疫情，生意黄了，转行做司机来谋生计，也是等待机会。因为锂电池而在常州来来往往的人们，包括我们，成为他们的顾客，给他们提供了收入。产业发展，永远是给人创造生活机会的，无论他们处于高位还是低位。

　　常州有悠久的制造业传统，每个历史时期，总能找到足以支撑本地发展的支柱性产业。周忆峥给我们捋了一遍这段历史：建国之后，虽然没有捞到太多的大型国家项目，但从上世纪七八十年始，常州靠乡镇企业和小工厂的模式，一点点积攒下基础。到90年代，纺织工业成为常州经济的明星，最高时占到了40%以上的比重。此后，装备制造和机械工业开始领跑，一度贡献了57%的份额，尤其是输变电装备很发达，拥有了“世界变压器之都”的称号。2008年后，各地都提倡发展新兴产业，常州的太阳能光伏产业得以壮大，巅峰期，常州占到了全球光伏板出货量的18%，但这个行业周期性强，受政策波动大。常州需要一条新的增长曲线。然后，他们等来了新能源汽车的崛起。

　　随着锂电产能的扩张，常州现在面临的新问题是环境容量的限制。“我们现在的资源越来越稀缺，只能有选择性地引进项目。有时候企业要求过多的土地或者过好的位置，我们也不一定能够满足，有时候只能忍痛割爱。”孙志宏说，近两年有好几家企业想来常州建厂，还有一些在常州土生土长的企业希望扩大产能，但没办法，批不下来。

　　在发展新产业的动力上，深居内陆的宜宾更强。宜宾一直以来的产业支柱是五粮液和煤，收入虽然稳定，但也存在危机。周强曾经在市财政局工作过，他说：“传统产业都是成熟产业，发展速度会下降。我们要保持高速增长，必须开拓新的空间。”宜宾的GDP长期稳定在四川省第四位。到了2016年，后面的南充已经追得很近了。隆兴银说：“领导层面就觉得一定要想办法，怎么都要上一个台阶。第五次党代会就确定依托传统优势产业，从无到有发展新兴产业的战略。我们那个时候对于新兴产业到底是什么情况还比较朦胧，所以，一共定了八个方向，有轨道交通、智能终端、新材料、新能源汽车、医疗器械等。这其中能跑出来四五个就非常不错了。”

　　中国发展到今天这个阶段，想进入新兴产业的俱乐部是需要门票的。我们很好奇，为什么几家企业的负责人不约而同提到，宜宾的招商团队说话算话。周强对此解释道：“我们最大的优势是有底气。宜宾上世纪90年代的发展战略是抓大放小，重点培育了几家国企，五粮液集团是其中之一。所以我们的国有资本很强大，宜宾发展集团是几乎所有本地国企的母公司，全国信用等级是AAA级，是很高的。我们承诺的支持政策有资本兑现，所以能做到说话算数。”

　　为了把这件事做好，宜宾也仿佛变成了一家风投公司，从顶层设计上就开始改革，突破原有的机构格局，成立了若干个“专班”，每个专班负责自己的行业领域，分头推动，互不干涉。周强2017年被抽调到新能源汽车专班，后来又进入更加垂直的动力电池行业。“传统体制里，所有工业都归经信局管，它的精力是有限的。我们要发展多个新兴产业，就要成立专班。”这些专班现在被固定下来，比如周强就被划进了一个叫经济合作和新兴产业局的新机构里。周强所在的动力电池一科负责企业服务，办公室隔壁的动力电池二科负责招商项目。周强说：“如果按照传统的体制，招商归招商局管，签约之后归经信局管，这就容易存在部门之间的脱节。现在一个产业从项目招引、建设、企业培育到产业运营，我们一个局负责到底。”

　　周强讲话很快，像要把内容一股脑倒给你听，水都顾不上喝一口，但又条理分明，对宜宾的优势和这个庞大计划的来龙去脉，全能干净利落地把重点讲清楚。招商工作其实是一座城市的销售，要在一个很短的时间里把自己的优势和诚意讲清楚，看得出来周强已经讲过许多遍。

　　但只靠讲肯定是不行的。周强告诉我们，2017年初，市里组建了一个新兴产业集团，这是一个由财政注资、与社会资本结合的平台，目前有24支产业基金，囊括了动力电池产业、汽车产业、光伏产业等，规模共计317亿元。“可能跟大城市相比，317亿不算多，但在宜宾这样体量的城市，它的规模已经很大了。”隆兴银所在的宜宾新产投要做的事情就是给周强他们看中的企业提供落地支撑，通俗来说，就是做投资。隆兴银本来是自动化专业出身，接到这个任务时对金融一窍不通。他每天早上6点起床，学习基金从业、、公司法、保险法、国有资本运作的相关知识，还通过了基金从业资格考试。他说，去成都考试的时候，同考场的大部分都是在校大学生，只有他，已经40多岁了。

　　锂电产业是个技术密集型的行业，对技术和创新人才的需求旺盛。这正是宜宾这种西部城市最大的短板。周强说：“我们这种四线城市引进人才是比较难的。本地人到大城市读书，要下很大的决心才会回来。外地的学生在大城市读完书，来宜宾工作的概率更小。”所以，宜宾一边盖工厂，另一边抓紧在建学校。市里一次性划出36平方公里建大学城和科创城，吸引了10所大学来设立分校，我们走在园区里，一抬头就能看到排列得整整齐齐的路牌，上面全是校名。这些分校都是近三年之内建成入驻的。“我们把这叫‘交钥匙工程’，教学楼、宿舍、实验室，甚至桌椅板凳、空调，我们都配置好了。读大学的地方都是人的第二故乡。我们这里现在也有了产业，在这里读书的学生留下来的概率就大。”周强说道。

　　宜宾当然也不会满足于只做个生产基地，这些年，他们在高端科研人才的引进方面也下了力气。最具标志性的就是请来了中国科学院院士、清华大学教授欧阳明高，2020年，他把唯一的院士工作站设在了宜宾。欧阳明高从2007年开始连续三个五年计划担任国家新能源汽车重点科技专项的首席专家，他培养的几十名博士生如今活跃在新能源汽车产业链的各个环节上。我们去院士工作站采访的当天，正赶上重卡换电项目智锂物联工厂建成投产。重卡在交通领域的碳排放占比很高，如果能够新能源化，对减碳作用很大。智锂物联的创始人李立国就是欧阳明高的学生，也是中国电动重卡换电产业促进联盟秘书长。

　　宜宾请到欧阳明高，花了很多心思。欧阳明高只有一个院士工作站，落地在哪里要深思熟虑。“宜宾的领导可能每年都来拜访，讲宜宾转型的决心和先天条件。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也慢慢看到了合作的契机BOYU SPORTS。”李立国说，“当时我们在清华大学的动力电池安全实验室设备已经摆得密密麻麻。电池试验是有一定危险性的，北京的环境也会限制我们一些实验的开展。另外，我们现在开始做一些电池机理方面的前沿研究，设备可能一台就要上千万或者几千万。如果我们通过申请项目的办法去解决研究经费，也可以，但时间成本很高。宜宾不仅给我们提供了非常好的办公和研发空间，同时还出资去购买我们想要的设备。”

　　宜宾入行较晚，但高规格的世界动力电池大会已经在宜宾举办了两年。这背后离不开圈子里的人脉支持。就连李立国的重卡换电项目揭牌仪式，来的也都是行业里很重要的专家和企业家。之前也有东部沿海的城市邀请过李立国，允诺给800万的补贴，但他最后还是来了宜宾。“欧阳院士跟宜宾合作之后，我们好几个人都来了，在这里勤勤恳恳招团队。我们组的实验室建成之后，组里的博士生就在这里做科研，慢慢了解这个城市，今年有三四个博士后可能会留在这里工作了。宜宾通过市场化吸引来的清华校友不多，但院士工作站就来了十几个校友。”李立国说，他们团队也在推动科研成果落地到宜宾，有的是孵化创业企业，有的是跟本地企业合作。“我们组有一个博士在宜宾做负极材料研究，我们觉得他的项目有产业价值，就跟他商量可不可以创业，落地后，这个博士就成了公司创始人。”

　　其实宜宾这个人才引进的模式和当年常州的思路差不多。郑允杰是天目湖先进储能技术研究院（简称天目湖研究院）的副院长，他的另一个身份是中国科学院物理所的工程师，他的博士生导师是李泓，李泓的导师则是国内第一个做锂电池的院士陈立泉。

　　天目湖研究院是2017年由溧阳高新区与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联合创建的，地址离江苏时代和时代上汽不远，陈立泉院士出任名誉院长，李泓为创始人。郑允杰介绍，天目湖研究院目前有300多人，硕博士占比40%以上，他们除了做基础研究，也对外承接技术研发、检测服务等业务。他们物理所与溧阳结缘，是在2016年8月，陈立泉院士第一次来溧阳出席江苏时代的奠基典礼，其间和当地政府有了接触。溧阳想建一个研究院，而物理所当时的一些技术也已经走到了要产业化的节点上，在寸土寸金的北京，场地、人员和设备都受到限制，他们需要向外走。于是，天目湖研究院就落地到了溧阳，同一年成立的，还有中国科学院物理所长三角研究中心。后来，从物理所的团队里，相继孵化出做固态电池的卫蓝新能源、做钠离子电池的中科海钠，以及做硅负极的天目先导，这几家公司如今都是业内的明星创业公司。

　　行业有个共识，锂电产业未来几年的竞争只会更加激烈，这种竞争，最后都归结于人才要素的竞争。这正是彭伟替常州担心的问题，“常州没有很好的大学，科研院所也不多。你看中科院在地方建了很多分院，苏州有纳米所，宁波有材料所，行政级别都是正厅级，常州虽然也建了一个长三角研究中心，但不是分院，吸引力相对有限”。他认为，常州这几年虽然吃到了产业红利，但未来能不能继续保持还不好说。其实不仅是企业缺人才，政府也缺。常州十多年前就搞过一个计划，到全世界最优秀的学校去招揽理工科的博士，过来直接做副处级干部，最后还真从牛津、剑桥、东京大学等名校招进了10个这样的博士，进了发改委、科技局等部门，这些人又年轻又懂技术，后来很多都成了政府部门里的中坚力量。

　　除了科技人才，周忆峥也关注技术工人短缺的问题。这一点有时容易被忽略，因为很多企业对外展示都强调的是工厂的自动化、智能化，宣传的是无人工厂、“熄灯车间”等概念。一线的工人似乎不重要了。但老跟企业打交道的周忆峥知道，现实情况恰恰相反。就比如我们之前讲过的隔膜产业，星源材质常州基地的负责人张英强就十分强调产线工人的重要性。星源材质常州工厂现在有1500人左右，其中产线工人占一半，以职业类院校毕业生为主。张英强说，正因为隔膜生产高度自动化，产线工人有时候误操作一下，就会造成很大的损失，所以，工人队伍的稳定性和经验积累很重要，出了问题，他们必须知道如何去处置。为了留人，他们给工人提供的宿舍都是带空调的四人间，食堂一个月只要象征性地交100元就能免费吃，此外还有各种内部培训和晋升的机会。带我们参观的工作人员说，车间里干了一两年的熟练工人，扣掉五险一金后，一个月到手有六七千元。

　　张英强说，这些年有不少行外人看中隔膜行业的利润率比较高，想进来分一杯羹，但最后大都以失败告终。“这个行业不是你买几台设备、建个工厂就能做起来的，背后持续的研发投入，还有人才队伍的积累都很重要。”他告诉我们，即使到现在，中国任何一所院校都没有开设专门的隔膜专业，现在活跃在隔膜领域的人才都是现有的几家龙头企业里培养出去的。

　　周忆峥总结说，常州现在面临的局面是科技人才和技术工人双重短缺，市里这几年也在想各种办法。比如针对高端人才的引进，常州制定了一个政策，只要企业引进年薪30万元以上的人才，政府就给补贴一部分薪酬。每年，市领导也会带队去各地的高校，跟高校院所谈合作，建院士、博士工作站，有些特别顶尖的人才可能没办法常驻到常州，他们就搞所谓的柔性引进。前两年，常州还提出了一个目标，要在三年内配套建设10万套人才公寓，符合条件的蓝领工人可以免房租入住，硕士、博士生过来直接发放购房补贴，少的五万十万，多的能有20多万。有些从北上广深的总部派驻过来的员工，原本只是想过渡一下，但待了几年后，还真有拖家带口过来定居的。

　　他们把动力电池产业链拆解为32个环节，常州聚集了31个，唯一缺的是做隔膜的原材料——因为它属于化工行业，在常州不太适合。从正负极、隔膜、电解液到电芯，全国乃至全球细分领域的龙头企业，常州有30多家，产业规模超过1700亿元，去年的增幅是140.8%，连续三年实现倍增，去年动力电池产量达到108Gwh，装机量2021年是全国的三成。